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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用翻译唤醒人性光辉
徐怀谦  [人民日报]  2010-12-17 12:05:46  

他的名字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草婴:用翻译唤醒人性光辉
据说,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全世界也只有草婴一个人。从50多岁开始,草婴前前后后共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做好一件事:文学翻译。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今年87岁高龄的草婴因老年性疾病在华东医院已住了一年多了。但说起翻译,依然思维清晰,谈吐自如。  
从《老人》迈入俄罗斯文学海洋
草婴生于浙江镇海一户殷实之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草婴把目光转向当时被认为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苏联。受鲁迅“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翻译理念和“领路人”姜椿芳的影响,开始文学翻译的生涯。
草婴翻译的第一个俄罗斯短篇小说是普拉东诺夫的《老人》,刊登于1942年《苏联文艺》第二期,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草婴”这一笔名。这篇约7000多字的作品,描写基舒卡老爹只身抗击德国鬼子的英雄壮举,小说格调与当时的国情十分吻合。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草婴翻译了巴甫连柯的长篇小说《幸福》,而为他赢得空前声誉的是1955年翻译的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作品先是在《译文》上刊登,由于小说内容是“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改革,得到当时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和推荐,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两期转载,发行量达数百万册。小说主人公娜斯嘉成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这篇翻译作品影响乃至催生了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一批“干预生活”的优秀作品,并在新时期被誉为“重放的鲜花”。
从肖洛霍夫到托尔斯泰传播现实主义的光辉
徜徉于俄罗斯文学世界,草婴发现俄罗斯文学和它的土地一样广阔,它考虑的不是一时一地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向度。俄罗斯有900年的沙皇统治, 在反封建专制方面与中国有共同语言。在众多俄罗斯作家中,草婴最后选定以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为主攻目标,“从他们的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我的感受是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
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讲述一名战俘的故事,作者对主人公索科洛夫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这和占主流地位的“不是阵亡就是叛徒”的观点格格不入。小说在《真理报》连载后,报纸被抢购一空,很多市民在寒风中聆听了电台的广播,热泪盈眶。
有着思想家敏感的草婴立刻动手翻译了这部作品。随后,他又翻译了肖氏的《顿河故事》、《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世纪80年代,草婴重译为《新垦地》),在读者中均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文革”期间,草婴受到迫害,被剥夺了写作权利。那些日子,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很早就接触过托尔斯泰作品的草婴认识到,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
巴金称誉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是19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作为巴金的朋友,草婴是服膺这一评价的。但在这座举世景仰的大山面前,草婴一直不敢贸然动笔,而是在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之后,直到1977年,他才着手翻译托尔斯泰,从《安娜·卡列尼娜》开始,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译出《托尔斯泰小说全集》20卷,共400万字。
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托尔斯泰全集》,那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译者全部请自全国各地,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则是草婴独自一人担当。翻译家蓝英年说:“这不仅需要坚强的毅力、严肃的态度,中外文深厚的造诣,还需要才华。”
有人说,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苦难意识,对人的精神世界细致而深刻的探索以及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滋育了中国文学。这其中,当然有草婴的功劳。
从“三无人士”看翻译家的精神追求
采访中得知,草婴竟是一位“三无人士”——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一直靠翻译的稿酬为生。他先后担任华东作家协会专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翻译家协会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等职,但没有一个是拿工资的,直到1996年被聘为上海文史资料馆馆员,才有了每月2000多元的“车马费”。他不是没有领导才干,也不是没有出山机会,“文革”结束,组织上曾邀他出任新成立的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可为了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出来,他谢绝了。他说:“人生有限,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两件事,就是成就。”
对此选择,草婴一直无怨无悔。他有自己的逻辑:没有职称,没有单位,我翻译的选题不是可以更自由吗?可是,“文革”期间,为了这份自由,他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那时,肖洛霍夫被称为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草婴作为他在中国的“吹鼓手”和“代理人”,“运交华盖”。在劳动改造中,先是十二指肠大出血,送到医院,胃被切除3/4;后来是从卡车上卸水泥,造成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痛入骨髓,一年后虽然愈合,但就此落下病根。草婴一生翻译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30余部,七八百万字,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完成的。这是一种怎样的毅力啊!
草婴的夫人、原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盛天民介绍说,从事翻译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五点半起床,先是锻炼身体,然后吃早饭。上午翻译,下午整理资料、看书。为了确保译文的质量,草婴给自己订了一个硬指标:平均每天只译1000字。草婴说:译者不是“传声筒”,也不是“翻译机器”,文学翻译更需要感情共鸣,只有感情被打动了,才能把自己融入原著那种氛围之中。
他翻译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时,被主人公索科洛夫的善良所感染,“心情激动,一边擦眼泪,一边停下笔来。有一次,他的学生、俄苏文学研究者章海陵上门拜访,发现老师神情忧郁,思想不集中,过了一会儿,草婴难过地告诉海陵:“安娜死了……我,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
草婴的耕耘为他赢得了荣誉。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高尔基文学奖的作家,得过“鲁迅文学翻译奖彩虹奖”,荣获俄罗斯“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并被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为名誉会员。但草婴的价值不止于此。作家冯骥才在《草婴先生》一文中说:“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柯富安这样称赞草婴:“您是连接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拱梁……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对比时下某些人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把“水磨坊”译成“水淋淋的小姑娘”,两三个月就翻译一本十几万字的小说,草婴不仅足以让翻译界警醒,更让我们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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