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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之父:105岁周有光
2010-12-20 15:35:33  

 周有光小传

   ■ 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1923—1927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
  ■ 1928—1949年,任教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和浙江教育学院;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 1955年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和委员。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聋人手指字母方案。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该组织经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 担任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人之一。提倡现代汉字学和比较文字学。出版《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等语文专著20余种,发表论文300多篇。2002年出版《周有光语文论集》(四卷)。2007年编订《网络文存》。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岁口述》。2009年出版《朝闻道集》。
  2010年岁末,由凤凰卫视主办的“智慧东方——2010中华文化促进人物”评选和颁奖活动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其中首批上榜的文化人物中,105岁的周有光老人格外引人注目。
  出生于1906年的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他早年留日,攻读经济学,后在美国工作。1949年回国,帮助谋划上海的经济建设。 1955年,他受命改行,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也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而且,他还是中国人里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当面交谈过的人。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周有光有个外号叫“周百科”,就是拜连襟沈从文所赐。
如今,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周有光说:“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上帝太忙,把我忘了”
  105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周有光尽管有些耳背,采访中偶尔还得借助纸笔,但笔者自始至终都能感觉到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敏锐和精神的豁达。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4个月,林彪死了我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上世纪50年代有稿费的,‘文革’时就没有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跟上世纪50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4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文中写道:“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他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周有光至今仍勤于笔耕——不,按他的说法,是“指耕”,他每日用中文电子打字机写作。他对用打字机写作赞不绝口,讲每天都用打字机写作,比手工快5倍,说着拉开办公桌抽屉,只见里面放着很多电脑软盘,他随手拿出一张软盘说,这就是一本书;又拿出两张说,一部大的书,两张软盘。“我写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年纪大了,跟正常人不同,年老的人工作累了要睡觉,我利用精神好的时候写文章,工作效率并不低。”
  有人称周有光为“新潮老头”。周有光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就已经开始在电脑上写文章了。“我使用‘双打全拼’在电脑上写文章,不用草稿纸已经快20年了,我想什么就打什么,得心应手,灵活自如,一点也不慢。”
  这位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四朝元老”风趣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100岁是人的生命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上帝太忙,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回去!”周有光笑言自己“四世同球”,原来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他隔天就用“伊妹儿”和他们通讯。
  他不仅头脑清醒而且十分新潮,喝“星巴克”咖啡,看《特洛伊》大片,时尚不落当代青年。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有的老人认为自己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他则不以为然,“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天空就是这半个书房。”讲着讲着,周有光便笑出声来,孩童般乐不可支。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在我们每一个人从小认字的时候,老师都会先教我们汉语拼音。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现代汉语拼音是怎样诞生的。而周有光就是参与我国现代汉语拼音的制定者之一。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对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是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那个时候,周有光是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的教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只是业余爱好研究语言文字,并出版过《字母的故事》等专著。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从此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语言学家。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早年读大学时,周有光主修经济学,但因对语言学的爱好他还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您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0”!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杀。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3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3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3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
  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曾遭到过很多人的反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吗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访问时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同样是1956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远郊区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去干校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不愿让头脑闲置的周有光灵机一动,带上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还随身带有一本《新华字典》。当年,63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社会的变化快,语言文字也跟着变化快。如今,各种个性化的语言可以说五花八门。周有光说:“现在中国人特别爱用外国字母,觉得表达起来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还有一个事情很有趣,‘○’算不算中国字?在不久之前,《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收的,后来收了,承认它是个中国字。因为这个‘○’到处用了,比如现在常这样表示二○○七年,过去则是二零零七年,其实这两个‘○’是外国的,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
  “举杯齐眉”,我和老伴儿七十多年没吵过架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太太张允和是当时的大家族张家的闺秀。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人家对我们的恋爱很感兴趣,可是我的兴趣在学问上面,不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老伴儿的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识。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3个阶段。苏州阶段,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就到外国去了。”
“沈从文跟三妹(张兆和)的恋爱是另一种。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讲讲?三妹气得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从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来。他们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一点不用追,我跟老伴儿是流水式的,沈从文是冲击性的。”
  结婚前,周有光写信告诉张允和,说他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时,在结婚照片的背面,沈从文写了一行字:“张家二姐做新娘,从文”。
  周有光在他的“百岁口述”中写道:“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儿去世,我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我们相信这句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儿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2002年8月,张允和仙逝,享年93岁。“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后来呢,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毕竟生死是自然规律。”周有光在极度痛苦之中,用先哲的警言来排遣。如今,他已经把人的生死参透了。
  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是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合著。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可谓别开生面。他们所写的,都是回忆人和事的散文,感情饱满,文采斐然。 
  长寿秘诀“陋室铭”
  周有光已经105岁了,每当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就拿出一篇多年前自制的“陋室铭”:“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周有光这一辈子颇多坎坷,但却从不悲观。在“文革”时,他屡遭批斗,饱受迫害,几次濒临绝境。“陋室铭”就是周有光在“文革”期间最困难时的写照。“文革”后,以他的资历和贡献,本来可以享受更好的住房和其他待遇,他却无意争取,大家替他抱不平,他就拿出“陋室铭”表明自己心态。再后来,他又把“陋室铭”当成自己的长寿秘诀,不时向人推介,与人共赏。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生活应有规律,心宽体胖。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老人每当写文章累的时候,就会做一下他独创的“象鼻子运动”——扶着桌脚,晃晃头、耸耸肩、扭扭屁股、伸伸腿……小小的运动锻炼了全身,难怪他至今连牙齿还是“原装”的。
  老人书很多,又没有专门放书的屋子,四间小屋子都放满了书。有的时候,要查资料,常常要四间屋子跑来跑去,他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反而乐此不疲。他说:“古代有‘陶侃运砖’,讲一个名叫陶侃的书生为了锻炼身体把砖头搬来搬去。我把书搬来搬去,这是‘周有光运书’。”说完,老人哈哈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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