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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高志凯忆邓小平:紧迫感危机感下选改革开放
记者 尹洁  [环球人物杂志]  2014-01-24 11:07:08  

 高志凯,1962 年生于江苏太仓,耶鲁大学法学博士。1983 年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1984 年开始成为邓小平的翻译,1988 年前往联合国工作。之后长期从事金融行业,曾任某大型央企副总裁等职。现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理事。

    对高志凯的采访进行到72分钟时,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发现自己的羽绒服被座椅边上的钢管夹住了,记者想把衣角拉出来,结果发出一声细小的金属撞击声。坐在长桌另一侧的高志凯马上停下谈话,问道:“你的衣扣是不是掉了?”

  这种惊人的听觉或许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在上世纪80年代,高志凯曾为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我一共陪邓小平见了20多次外宾。”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之后,他赴联合国、拿耶鲁博士、做华尔街律师、进国际投行、任央企副总裁……对高志凯来说,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几乎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19921月开始,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22年后的1月,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谈起邓小平和中国改革时,仍深有感触:“他(邓小平)的政策,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对我个人和整个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5岁的英语状元

  高志凯父母都是山东人,1949年南下。1962年,高志凯出生在苏州太仓,那里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离上海很近。“我们在家里都说山东文登话,与外界交流说太仓话和上海话,广播电台里放的是普通话。我9岁时,全家从太仓搬到了苏州市区,又开始说苏州话。12岁上初一,开始学英语时,我已经会说4种方言和普通话了。”这让他从小就对发音比较敏感。

  小时候的物质匮乏让高志凯印象深刻。他住的县委大院里有个当海军军官的小阿哥,在军舰上午饭可以吃一个苹果,“这让我特别羡慕。我家4个孩子,一个苹果要切好几瓣,米饭拌酱油已经很可口了。”还有来自政治上的高压。“我家附近一面墙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有个小男孩放学时无意在上面画了一道,第二天就被抓了起来。当时听美国之音也是犯罪。”

  但也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高志凯抓住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教育部本来计划1978年恢复高考,邓小平说时间等不及了,现在就招。”当时高志凯正上高一,听说没有年龄限制,决定跟两个哥哥一起参加高考。

  “我数理化成绩很好,但老师说,你今年肯定考不上,不如报考英语专业,虽然也考不上,就当预习了。”没想到,高家三兄弟一起考上了大学,高志凯还是当年苏州市区外语单科状元。19782月,他走进苏州大学外语系时刚满16岁,是全班最小的学生。“我从一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高志凯说。

  本科快毕业时,正赶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受联合国秘书处的委托,办了一个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是研究生学位。“第一届是1979年至1980年,里面就有现任驻美大使崔天凯。第二、三届是同时录取的,1981年入学,第二届读一年,我是第三届,读两年。”每个同学由联合国支付6000美元的培训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高志凯被编入同声传译组,不仅学翻译,也学很多外交和国际政治课程。

  1983年,高志凯正式进入外交部翻译室。“机遇是给做好准备的人的,但不管个人多努力,如果生不逢时,大环境没有提供机会,也很难发挥出来。从这一点说,我很幸运。”

  在打字间里住了5

  外交部翻译室,用高志凯的话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基本都来自这里,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一开始,高志凯以为自己在翻译室是个过渡,很快会被派到联合国去。“无论纽约还是日内瓦,无论总部还是分支机构,对我都太有吸引力了,整天就盼着赶紧到联合国去。”但当时翻译室的领导过家鼎给了他当头一棒:“只要我在这一天,就不让你离开,你就死了去联合国这条心吧。”

  过家鼎的理由是“国家需要你”,但高志凯还是想走,反反复复好几次。过家鼎就抓各种机会给他做工作。有一次参加活动,高志凯陪同领导人接见外宾的照片在《北京日报》上刊登出来,过家鼎拿着当天的报纸,往高志凯的办公桌上一撂:“小高,你看!你小小年纪,照片都上报纸了!”

  高志凯的想法慢慢地转过来了。“翻译室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最低级别是给外交部副部级干部提供翻译,然后一级级上去,最高是邓小平。即便是部队请来的外国领导人,跟小平见面也是翻译室派人,因为其中有很多政治上的敏感地带,对领导人的言行习惯要了解,这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

  工作的特殊性对翻译人员的素质是个严峻考验。高志凯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外交部的宿舍分得比较远,他觉得跑来跑去太浪费时间,正好翻译室配有一个打字间,里面有一张木板床,高志凯就在那里睡了5年。“吃完晚饭就开始干活,先把白天的工作整理一遍,然后做第二天的口译、笔译,第二天的工作能在前一天晚上全部做完。其实翻译到了一定程度,就是知识面的问题。陪同领导人见外宾,需要掌握很多背景资料,来访国家和代表团的情况,两国关系,来访者的背景,等等。”高志凯说。

  1987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来访。除了北京的会谈之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还在外地与霍克会谈了3个晚上,共9个小时。中方在场的只有胡耀邦、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和高志凯;澳方则是霍克、澳驻华大使及澳方翻译。本来做记录并不是翻译的本职工作,也不会有人来要,但高志凯的习惯是每次会谈都要做详细记录。会见完之后不久,胡耀邦对外交部说,自己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念都在那9个小时里面说了,让外交部把那次记录整理出来,上报给他。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问到高志凯时,发现只要把他本子里的记录稍做整理就行了。

  在邓小平身边的日子

  高志凯正式给邓小平做翻译是1984年。那年他22岁,被称为“建国以来为中央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在此之前,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模拟实战”训练。

  “当时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老翻译手把手地教我。最早是周文重(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每次他给邓小平做翻译时,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一旁记录。会谈结束后,他会让我根据记录再翻一遍,指出问题。翻译就像跳高,永远有提高的空间,很难尽善尽美,总有些地方有遗憾。在这方面,老一辈的外交家和翻译家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很多年后,他和外交部前辈们聊天时,得知了自己被选为邓小平翻译的原因。“他们跟我说,志凯,我们当时选你有几个考虑:一是人很勤奋,中英文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二是发音比较好,会用嗓子;三是你个子不是很高;四是在大场合比较沉着冷静。”

  对此,高志凯有自己的看法:“当时领导人普遍都不太高,晚年的邓小平只到我鼻子这个地方。他们说,你站在领导人身边不会遮挡,既能把工作做好,你的存在又好像微不足道。”此外,言行必须得体,不能抢领导人风头,声音的大小也很关键。

  “邓小平比我大58岁。当时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好,但右耳在慢慢失聪,基本上都用左耳。此外,他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事先如果不训练一下,会听不明白。再有就是发音习惯,80年代他在公众场合发言不多,但一言九鼎,所以他每次发言都很简练。”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四川话里“四”和“十”发音差不多,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高志凯都会马上用手势再向邓小平确认一遍,伸出四个手指代表四,左右手食指交叉代表十。大多数时候,邓小平都会果断地伸出四个指头回应。

  如果是普通会谈,翻译如果没听明白,可以停下来再问一次,但做邓小平的翻译不行。“上世纪80年代,他会见的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尤其是美国来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当时苏联还在,遏制苏联是全局性问题,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除了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人,美国来的内阁成员、部长级别的人他都愿意见。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我不仅不能翻错,而且不能重问。那样不严肃,不严谨,也不得体。”

  邓小平留给高志凯最深的印象是务实。“我陪他见外宾,从没听他引用过一句唐诗。他没有花里胡哨的地方,不爱虚荣,也不展示浮夸的东西。他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但用的都是大白话。”

  高志凯唯一一次听到邓小平讲英语,是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那天宾主相谈甚欢,气氛非常好,时间也超了,一向严肃的邓小平有了爽朗的笑声。会谈结束,他亲自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早年在法、德、苏都工作过的邓小平用英文说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凯条件反射地把这个单词翻成中文“再见”,又返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回过头,瞪大眼睛看了高志凯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紧迫感与危机感让他选择改革开放”

  邓小平1977年再次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他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当时还在冷战时期,国际局面复杂,中国要从孤立的国际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那就是改革开放。”高志凯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离开外交部多年后,高志凯曾去邓小平“文革”时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厂,在当年邓小平站着用锉刀锉螺丝钉的案板前站了很久。“1969年到1973年,他在那里干了3年多,做着最卑微的工作,没有人相信他能复出。而我给他当翻译的时候,却是他最鼎盛的时期。”这种反差让高志凯感慨万千。“他吃过苦,有过磨难,经历过大起大落,才更加珍惜回来的机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知道中国必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但这条路在哪里,又有多少风险?”

  高志凯也去过邓小平复出前,叶剑英与邓小平谈话的地图室。“东、西、北三面墙挂着三幅顶天立地的军事地图。从上面看,当时的中国真的是被包围了,美军、苏军,中苏、中蒙边界全是苏联军队。而中国一贫如洗,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已经无需多言。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基辛格有一次对高志凯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出来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别的领导人,中国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高志凯回答道,邓小平是独一无二的。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邓小平,在80年代会见外宾的次数已经很少,他更愿意考虑一些宏观的、影响更深远的事情,比如干部培养,当时同样是个紧迫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干部年轻化、打破终身制,每次见外宾都说这个。当时很多‘文革’时期受冲击的老同志都想出来干,但这样年轻人就起不来。邓小平刻意培养年轻人,才有了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后来才形成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一直影响到今天。”在高志凯看来,邓小平当时想要什么职务都可以,但什么都没要。邓小平曾对外宾说,我想当(一把手)肯定能当,但多累啊,谁来都得请他们吃饭。

  近距离的观察,让高志凯更深入地体会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策。“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拿锉刀一下一下锉出来的。”

国企顽疾:一把手大权独揽

  198838日,高志凯告别翻译室工作,去了他曾经无比向往的联合国。但短短一年后,他就有了新方向。在基辛格的推荐下,他获得了去耶鲁大学读书的机会,4年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两个学位。1993年,高志凯进入华尔街一家老牌律所做律师,上班第二天就被派到香港,由此迈进资本市场,先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后来干脆加入了摩根士丹利,彻底转向金融领域,帮企业发行债券、股票,做并购业务。后来,他的工作重心渐渐转向国内,一度担任大型央企的高级副总裁。

  在此期间,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也让他有了与国内央企、国企打交道的经历。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时代的遗存与痼疾,改革转型带来的漏洞与问题,新旧矛盾交织,令人震惊。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

  首先是企业结构的问题,层级太多。“几乎所有的央企和国企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总公司、一级公司、二级公司……基本按照国内的行政规划走。”高志凯服务过的大型国企中,有的下面有300多家公司,分成4层甚至7层。

  其次是权力的集中化,在高志凯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权力大多集中在各级一把手的手中,没有制衡。每个层级的公司都是一个决策单位,每年的国家预算来了,如何分配往往由一把手自己决定。统一采购、招投标规定都形同虚设,每个环节都有利益交换。负责人可以从弟弟的厂里买椅子,再把原材料卖给外甥。”

  这种情况下,好东西可以当废料卖,次品可以按高价卖。“一些油田打井的钢管,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关系户,关系户修理一下,再卖回油田,质量无法保障。有央企的海上平台支架,直径两米半的钢管居然能像洋葱一样折断;海底电缆本来应该是全铜的,结果两头是铜,里面不是,放到海里,一不小心就断了,导致整个平台断电,损失巨大。”高志凯认为,这是现在国内安全事故不断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对的是监管的缺失。“公司法律部、纪检部往往受控于同一层级的总经理。当我的预算、工资、升迁都掌握在你手里时,我是不可能对你形成制约的。在这种体制下,圣人都会腐败。企业里的法律顾问、纪检主任、监察机构,团伙犯罪的多得是,你不下水也要把你拉下水,大家以和为贵,有钱一起赚。”

  更有一些管理者,用国家资财牟取私利。“一个地区的总经理想成为集团副总经理。他对我说,如果我能把这个事给他解决了,要黄金有黄金,要外汇有外汇,要房子有房子,他还可以给我安排20个人进来。”对此,高志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些高管们也有“苦衷”:“别人都在跑动,他们不跑动也不行,因为领导不是圣人,不往前凑,再有本事也没人垂青。说到底,还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政府原因:拼爹形成“权贵资本”

  企业的病还没治好,政府作用过大,又让旧病添新愁。高志凯认为,改革开放一方面让国家财富和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改革滞后带来的政策门槛让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很快被引入中国,并迅速生长。但是,其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风投和私募还没有发展壮大,就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资本权贵化。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扮演的角色有问题。

  首要问题就是干预太多。“现在有很多政府引导基金。如果是市场化操作没问题,但往往是政府出一部分钱,然后管理者由政府控制,资金投向由政府决定,最后上不上市还得由政府说了算,这就很容易牵扯裙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基金赚不赚钱是一回事,负责人自己赚不赚钱是另一回事。“负责人可以高价买一个亲戚朋友的资产进来,基金亏了,但亲戚朋友赚了;他也可以声称某个投资项目不好,折扣价卖掉。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政府干预太多,缺乏市场运作,导致融资和投资的双重不公。“国内有几家基金牛气冲天,好的投资机会它都能抢到。不是因为它业绩好,而是因为管理者有背景。你融资争不过它,抢项目抢不过它,等上市的时候,它还能跑到证监会去要通道。”高志凯认为这种“中国特色”严重妨碍了基金的正常运作。

  “现在连美国的投资银行在国内找代理人都走权贵路线,最后变成不是找优秀的管理人和投资项目,而是看谁的爹级别高,这样才能拿到项目。我能说出好多高官子弟在美资银行里,还有一些要害部委官员的子女。当然,这些子女的外语能力、海外经历也都不错,但如果因为是有家庭背景就能控制某些资金,在市场上抢项目所向披靡,拼来拼去最后全是拼背景,就太可悲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整个行业链全打政府关系牌,很容易形成巨大的风险和问题。”高志凯说。

  分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针对这些问题,高志凯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和分析,避免极端化的解决方案。

  高志凯并不赞同“废除国有企业,让国有资本退出经济运行”的观点。他认为,在某些特定行业里,国企仍然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要在国际上与非常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而国外的跨国公司早年也是由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背后大力支持,甚至用炮舰外交支持出来的。”

  高志凯认为,国企的问题主要是制度性的,要把这些问题改掉,关键是要让国企真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挪威石油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制度性保障使其不能腐败,廉洁透明。挪威的石油、天然气属于国家,老百姓都有份,每年企业公布很多细节,老百姓能算出人均占多少,知道这是国家代自己持有的。”中国企业则很模糊。“老百姓觉得,企业被利益相关方控制了,究竟是谁的搞不清楚,老百姓平摊不到,你值多少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打破一把手大权独揽的局面,尤其是采购权和人事权。“国外很多跨国企业,像通用电气,规模很大,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但它只有一个采购部。通用电气中国区总裁的权力很大,但在公司里,他要买一支笔都不能做主。他只能统计一年里公司需要多少台电脑,多少张写字台,多少支笔,然后报给采购部,经过审核、批准,由采购部统一集中购买。人事权也由人事部垂直管理,你可以说你需要什么人,报上来,由总公司直接招聘,这样就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高志凯说。

  其次是监管权的相对独立。“法律顾问要有相对独立性,比如可以直接向上汇报,形成一个垂直体制。法律顾问的奖励应该是发现了总经理多少问题,而不是同流合污。否则,人的任免,财的支付,物的处置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多人都在求他,他能不腐败吗?”

  此外,还应把审查监督从后置变成前置。“蒋洁敏出事时,我提出过一个观点:这种人不出事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是天使;出了事,大家觉得他是魔鬼。其实,真实情况比这复杂得多。‘老虎’、‘苍蝇’是要打,但更重要的,是有一个防范出现‘老虎’、‘苍蝇’的机制,事前就要严格监督,因为事后再审已经晚了,损失已经造成了。”

  在这方面,国内的认识还有待提高。高志凯介绍,国际优秀企业都极其重视法律专业人士在公司里所扮演的角色。他曾为李嘉诚的企业和记黄埔提供过服务,在香港和记大厦,他看到董事总经理所在的楼层有一半都是法律顾问办公室,而另一半是财务部。“他们就紧紧抓住两块,一是法律,二是财务。反观国内,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相互监督是造成现在国有企业内部很多问题的根本所在。”

  对于政府在经济中应该扮演的角色,高志凯认为,首先是政企分离。“让企业运行更加市场化,降低受政府控制的程度,这是避免形成权贵资本的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作为,“政府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但必须是正能量,让企业凭真功夫做事。”其次,国内企业界应该形成健康成熟的行业协会,既能摆脱地方限制,也能协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促进自身行业的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过时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30多年后,高志凯仍然坚信这句话的现实意义。

“有人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理性改革的时代。我觉得这容易让人误以为‘摸着石头过河’是缺乏理性的。如果把当前的改革说成理性的,把30多年前的决策说成非理性或缺乏理性,是不可取,也不符合事实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理性和利弊权衡。”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面对种种问题,高志凯仍然认为中国是幸运的。“1978年,在找不着北的时候出了个邓小平,把中国从死胡同里拉出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路。最近这10年,中国确实积压了很多问题,但我觉得中国现在仍然是走运的。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能够迅速得以推进,通过立法、各级政府全力配合等手段加以落实,国内的问题会得到妥善解决。整天感恩戴德固然不好,但极端否定一切,什么都看不惯,又什么都做不好,则更为可悲。假如你无法提出和实现一个更好的方案,那么不如积极地把现有问题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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